怎么听着《爸爸去哪》都有些泪湿眼眶

作者:Alex 分类: 我和你 发布于:2016-1-6 22:37 ė554次浏览 60条评论

晚上,一个人,在办公室,一边加班一边听歌。

听到这《爸爸去哪儿》,这么欢快的歌,听着怎么就有些泪湿眼眶了。。。

这是怎么了,人越大越脆弱了。。

看到媳妇儿每天发来的小视频,女儿伸出手,啊啊的叫着要抱抱,都禁不住伸手摸摸。

之前,一位同事出国工作回来,他女儿出生不久就出去了,问,你不想女儿吗?他说,想啊,怎么不想?有时候都想到哭。那时还不理解。现在到我了。

 

说到这,想起刚读的《皮囊》的一段:

 

一开始父亲对这房子很满意。偏瘫的他,每天拄着拐杖坐到门口,对过往的认识不认识的人说,我们家黄脸婆很厉害。然而不知道听了谁的话,不到一周,父亲开始说:“就是我家黄脸婆不给我钱医病,爱慕虚荣给儿子建房子,才让我到现在还是走不动。”

母亲每次进进出出,听到父亲那恶毒的指责,一直当作没听见。但小镇上,各种传言因为一个残疾人的控诉而更加激烈。

一个晚上,三姨叫我赶紧从大学回老家——母亲突然在下午打电话给她,交代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:“你交代黑狗达,现在欠人的钱,基本还清了,就木匠蔡那还有三千,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样都一定要还,人家是帮助我们。他父亲每天七点一定要吃帮助心脏搏动的药,记得家里每次都要多准备至少一个月的量,每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,一定要盯着他吃;他姐姐的嫁妆其实我存了一些金子,还有我的首饰,剩下的希望她自己努力了。”

我赶到家,看到她面前摆了一碗瘦肉人参汤——这是她最喜欢吃的汤。每次感觉到身体不舒服,她就清炖这么一个汤,出于心理或者实际的药理,第二天就又全恢复了。

知道我进门,她也不问。

“你在干吗?”先开口的是我。

她说:“我在准备喝汤。”

我看那汤,浓稠得和以前很不一样,猜出了大概。走上前把汤端走。

我和她都心照不宣。我正把汤倒进下水道里,她突然号啕大哭:“我还是不甘心,好不容易都到这一步了,就这么放弃,这么放弃太丢人了,我不甘心。”那一晚,深藏于母亲和我心里的共同秘密被揭开了——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,想一死了之的念头一直像幽灵般缠绕着我们,但我们彼此都没说出过那个字。我们都怕彼此脆弱。但那一天,这幽灵现身了。母亲带我默默上了二楼,进了他们的房间。吃饱饭的父亲已经睡着了,还发出那孩子一般的打呼声。母亲打开抽屉,掏出一个盒子,盒子打开,是用丝巾包着的一个纸包。那是老鼠药。在父亲的打呼声中,她平静地和我说:“你爸生病之后我就买了,好几次我觉得熬不过去,掏出来,想往菜汤里加,几次不甘愿,我又放回去了。”“我还是不甘心,我还是不服气,我不相信咱们就不能好起来。”那晚,我要母亲同意,既然我是一家之主,即使是自杀这样的事情也要我同意。她答应了,这才像个孩子一样,坐在旁边哭起来。我拿着那包药,我觉得,我是真正的一家之主了。当然,我显然是个稚嫩的一家之主。那包药,第二周在父亲乱发脾气的时候就暴露了。我掏出来,大喊要不全家一起死了算了。全家人都愣住了。母亲抢过去,生气地瞪了我一下,又收进自己的兜里。

接下来的日子,这个暴露的秘密反而成了一个很好的防线。每次家里发生些相互埋怨的事情,母亲会一声不吭地往楼上自己的房间走去,大家就都安静了。我知道,那刻,大家脑海里本来占满的怒气慢慢消退,是否真的要一起死,以及为彼此考虑的各种想法开始浮现。怒气也就这么消停了。这药反而医治了这个因残疾因贫穷而充满怒气和怨气的家庭。大三暑假的一个晚上,母亲又把我叫进房间,抽出一卷钱。我们再建两层好不好?我又想气又想笑。这三年好不容易还清了欠款,扛过几次差点交不出学费的窘境,母亲又来了。母亲很紧张地用力地捏着那卷钱,脸上憋成了红色,像是战场上在做最后攻坚宣言的将军。“这附近没有人建到四楼,我们建到了,就真的站起来了。”我才知道,母亲比我想象的还要倔强,还要傲气。我知道我不能说不。

果然,房子建到第四层后,小镇一片哗然。建成的第一天,落成的鞭炮一放,母亲特意扶着父亲到市场里去走一圈。边走边和周围的人炫耀:“你们等着,再过几年,我和我儿子会把前面的也拆了,围成小庭院,外装修全部弄好,到时候邀请你们来看看。”一旁的父亲也用偏瘫的舌头帮腔:“到时候来看看啊。”然后第二年,父亲突然去世。然后,再过了两年,她在镇政府的公示栏上看到那条线,从这房子的中间切了下来。“我们还是把房子建完整好不好?”在镇政府回来的那条路上,母亲突然转过身来问。我说:“好啊。”她尝试解释:“我是不是很任性,这房子马上要拆了,多建多花钱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建好。”她止不住号啕大哭起来:“我只知道,如果这房子没建起来,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,无论住什么房子,过多好的生活。”

回到家,吃过晚饭,看了会儿电视,母亲早早躺下了。她从内心里透出的累。我却怎么样也睡不着,一个人爬起床,打开这房子所有的灯,这几年来才第一次认真地一点一点地看,这房子的一切。像看一个熟悉却陌生的亲人,它的皱纹、它的寿斑、它的伤痕:三楼四楼修建得很潦草,没有母亲为父亲特意设置的扶手,没有摆放多少家具,建完后其实一直空置着,直到父亲去世后,母亲从二楼急急忙忙搬上来,也把我的房间安置在四楼。有段时间,她甚至不愿意走进二楼。二楼第一间房原来是父亲和母亲住的,紧挨着的另外一间房间是我住的,然后隔着一个厅,是姐姐的房间。面积不大,就一百平方米不到,扣除了一条楼梯一个阳台,还要隔三间房,偏瘫的父亲常常腾挪不及,骂母亲设计得不合理。母亲每次都会回:“我小学都没毕业,你当我建筑师啊?”

走进去,果然可以看到,那墙体,有拐杖倚靠着磨出来的刮痕。打开第一间的房门,房间还弥漫着淡淡的父亲的气息。那个曾经安放存款和老鼠药的木桌还在,木桌斑斑驳驳,是父亲好几次发脾气用拐杖砸的。只是中间的抽屉还是被母亲锁着。我不知道此时锁着的是什么样的东西。我不想打开灯,坐在椅子上看着父亲曾睡过的地方,想起几次他生病躺在那的样子,突然想起小时候喜欢躺在他肚皮上。这个想法让我不由自主地躺到了那床上,感觉父亲的气味把我包裹。淡淡的月光从窗户透进来,我才发觉父亲的床头贴着一张我好几年前照的大头贴,翻起身来看,那大头贴,在我脸部的位置发白得很奇怪。再一细看,才察觉,那是父亲用手每天摸白了。我继续躺在那位置把号啕大哭憋在嘴里,不让楼上的母亲听见。等把所有哭声吞进肚子里,我仓促地逃离二楼,草草结束了这趟可怕的探险。

第二天母亲早早把我叫醒了。她发现了扛着测量仪器的政府测绘队伍,紧张地把我拉起来——就如同以前父亲跌倒,她紧急把我叫起来那无助的样子。我们俩隔着窗子,看他们一会儿架开仪器,不断瞄准着什么,一会儿快速地写下数据。母亲对我说:“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把房子修好吧。”那个下午,母亲就着急去拜访三伯了。自从父亲去世后,整个家庭的事情,她都习惯和三伯商量,还有,三伯认识很多建筑工队,能拿到比较好的价钱。待在家里的我一直心神不宁,憋闷得慌,一个人爬到了四楼的顶上。我家建在小镇的高地,从这房子的四楼,可以看到整个小镇在视线下展开。那天下午我才第一次发现,整个小镇遍布着工地,它们就像是一个个正在发脓的伤口,而挖出的红土,血一般地红。东边一条正在修建的公路,像只巨兽,一路吞噬过来,而它挪动过的地方,到处是拆掉了一半的房子。这些房子外面布着木架和防尘网,就像包扎的纱布。我知道,还有更多条线已经划定在一座座房子上空,只是还没落下,等到明后年,这片土地将皮开肉绽。我想象着,那一座座房子里住着的不同故事,多少人过去的影子在这里影影绰绰,昨日的悲与喜还在那停留,想象着,它们终究变成的一片尘土飞扬的废墟。我知道,其实自己的内心也如同这小镇一样:以发展、以未来、以更美好的名义,内心的各种秩序被太仓促太轻易地重新规划,摧毁,重新建起,然后我再也回不去,无论是现实的小镇,还是内心里以前曾认定的种种美好。晚上三伯回访。母亲以为是找到施工队,兴奋地迎上去。泡了茶慢慢品玩,三伯开口:“其实我反对建房子。”母亲想解释什么。三伯拦住了,突然发火:“我就不理解了,以前要建房子,你当时说为了黑狗达为了这个家的脸面,我可以理解,但现在图什么?”我想帮母亲解释什么,三伯还是不让:“总之我反对,你们别说了。”然后开始和我建议在北京买房的事。“你不要那么自私,你要为你儿子考虑。”母亲脸憋得通红,强忍着情绪。三伯反而觉得不自在了:“要不你说说你的想法。”母亲却说不出话了。我接过话来:“其实是我想修建的。”我没说出口的话还有:其实我理解母亲了,在她的认定里,一家之主从来是父亲,无论他是残疾还是健全,他发起了这个家庭。事实上,直到母亲坚持要建好这房子的那一刻,我才明白过来,前两次建房子,为的不是她或者我的脸面,而是父亲的脸面——她想让父亲发起的这个家庭看上去是那么健全和完整。这是母亲从没表达过,也不可能说出口的爱情。在我的坚持下,三伯虽然不理解,但决定尊重这个决定。我知道他其实考虑的是我以后实际要面对的问题,我也实在无法和他解释清楚这个看上去荒诞的决定——建一座马上要被拆除的房子。母亲开始奔走,和三伯挑选施工队,挑选施工日期。最终从神佛那问来的动土的日子,是在一个星期后——那时我已经必须返回北京上班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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